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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春林:人生就是一個“暫坐”的過程 ——關於賈平凹長篇小説《暫坐》
來源:《揚子江文學評論》 | 王春林  2021年01月12日08:52

賈平凹,毫無疑問是中國文壇一棵碩果累累的常青樹。能夠在相當長的時間內,保持差不多兩年一部長篇小説的創作節奏,而且這些長篇小説還都在所謂的水平線之上,都在業內引起過不同程度的反響,其實是非常不容易的一件事情。這不,那部旨在關注沉思一段沉重歷史的《山本》餘熱未消,他的創作視野很快又返歸到當下時代同樣沉重的社會現實,一部主要以城市女性為表現對象的長篇小説《暫坐》(載《當代》2020年第3期)已然橫空出世。小説之所以被命名為“暫坐”,主要原因在於其中不僅寫到了一個名叫暫坐的茶莊,而且這個茶莊還成了人物與故事的主要聚居地。何以為暫坐?單從字面的角度來看,暫坐,大約也就是暫且來坐坐的意思。在日益繁忙緊張的都市生活中,停下急匆匆的腳步,暫且到這個茶莊休憩一下,大約可以被理解為是“暫坐”的本義。然而,這樣的一種理解,肯定只是最粗淺的一個層面。一般意義上,我們在客觀的現實生活中並不可能看到尋常人等會以如此一種特別的方式來為一座茶莊命名。又或者説,我們恐怕也只有在賈平凹的小説作品中,才能夠發現如同“暫坐”這樣其實潛隱着某種深邃意味的茶莊命名方式。某種意義上,也正因為“暫坐”的命名方式出現在長篇小説《暫坐》之中,才會促使我們去深思,賈平凹到底為什麼要把這座茶莊命名為“暫坐”?雖然並沒有從賈平凹那裏去得到過證實,但我私意以為,他的“暫坐”命名或許與古人的詩句存在某種關係。實際上,只要是對中國古典文學有所瞭解的朋友就都知道,“暫坐”這樣的一種表達方式在古代詩文中屢屢出現,意思就是暫時停下來。“坐”是虛指,“暫坐”在詩文敍事中往往會起到調節節奏的作用。比如清代方式濟的《遠行曲》中有句雲:“出門口無言,寸心煎百慮。請取囊中琴,暫坐理弦柱。”寫作者離開故鄉,孤苦無告,遂以琴解憂。我們都知道,賈平凹是一位對中國古典文學有着通透了解的中國當代作家。唯其如此,我自己才會猜測,賈平凹“暫坐”的命名來歷,或許與此有關。倘若結合整部《暫坐》的故事情節,尤其是結合人類個體非常短暫的人生過程來理解,那麼,所謂的“暫坐”其實也很明顯地包含着在更為浩大的宇宙時空面前,生命過程短暫的人類個體,充其量也不過是一個腳步匆匆的人生過客而已。從這個意義上説,賈平凹《暫坐》思想藝術境界可以説直通陳子昂的《登幽州台歌》。“前不見古人,後不見來者。念天地之悠悠,獨愴然而涕下!”正如同在浩大的宇宙時空面前倍感自身的渺小,陳子昂因而發出“獨愴然而涕下”的感嘆一樣,賈平凹藉助於《暫坐》中那一羣城市上層女性的故事所傳達出的,其實也正是人生太過短暫,整個過程差不多也就相當於到這個被命名為“暫坐”的茶莊坐着喝了一會兒茶的模樣。假若説《暫坐》一定有着什麼樣的微言大義,很大程度上恐怕也就突出地體現在這一點上。質言之,人生終歸不過是一個“暫坐”的過程而已。

我們注意到,處於《暫坐》中心位置的,主要是以暫坐茶莊的女老闆海若為核心所形成的一個城市上層女性的圈子。關於這一點,敍述者曾經藉助於視點人物,那位來自遙遠的聖彼得堡的俄羅斯姑娘伊娃的口吻而有所揭示:“伊娃説:你那十個姊妹我只見過三四個,這次我可要全認識哩。”必須承認,這是一種多少會引起一些歧義的話語表達。一種理解是,這裏的十個姊妹是包括海若在內的,加一起一共十位。另一種理解是,十個姊妹並不包括海若,加起來也就成了十一位。根據文本中的描寫,海若周邊的這些女性分別是:陸以可、馮迎、夏自花、司一楠、徐棲、嚴念初、希立水、虞本温、應麗後、向其語。如此這般羅列下來,連同海若自己在內,一共十一位。由此可見,她們姊妹一共是十一位的理解是正確的。但請注意,在文本中,我們卻也同時發現了類似於這樣的一種敍述表達。比如:“便也端了酒杯,接着陸以可的話,説:咱姊妹麼,我覺得叫十釵不好,這是套用金陵十二釵,本來就俗了,何況那十二釵還都命不好。應該叫十佳人。”再比如:“羿光説:向其語認為稱作佳人也俗,也確實落了俗套,我建議,既然你們每人都是佩戴了一塊玉,不如就叫西京十塊玉。”從這樣的一種表達來説,海若她們姊妹加起來恐怕應該是十位才對。那麼,作家的創作本意到底是十位,還是十一位呢?一種可能的情況是,賈平凹或許一時疏忽,竟然把十位誤列成了十一位。細細想來,以上這些女性形象中,從重要的程度來説,如同向其語或者虞本温,都是可以忽略不計的。去掉其中的某一位,並不影響整部《暫坐》的思想藝術格局。

應該注意到,在前面我們所引述的敍事話語中,羿光曾經不止一次地把海若周邊的這十多位上層女性比附為《紅樓夢》中的“金陵十二釵”。賈平凹或許是要藉助這種方式巧妙暗示《暫坐》藝術構思上與《紅樓夢》的某種淵源關係。事實上,只要是關注賈平凹小説創作的朋友,就都知道,他不僅一貫擅長於女性形象的刻畫塑造,而且有不少作品乾脆就是以女性形象為核心主人公的。典型如中篇小説《黑氏》,長篇小説《帶燈》《極花》。只不過這一次到了《暫坐》中,取而代之的,是以海若為中心的一個城市上層女性形象羣體。但問題在於,一部以一個城市上層女性形象羣體為主要關注對象的長篇小説,就必須被看作是一部女性小説嗎?就我個人的閲讀體會來説,答案恐怕只能是否定的。正如同《紅樓夢》雖然也以很大的一部分筆墨書寫“金陵十二釵”的生活,但我們卻並不能因此而把《紅樓夢》看作一部女性小説一樣,我們也不應該僅僅因為賈平凹在《暫坐》中集中關注一個城市上層女性羣體而把這部作品簡單而粗暴地指稱為女性小説。在我看來,海若她們這個女性羣體固然是《暫坐》的主要關注對象,但隱身於其後的,卻是當下時代整個中國的社會現實狀態。賈平凹以一種象徵隱喻的方式所真切關注思考的,其實是後者。從這個角度來説,海若她們這個女性羣體,乃可以被看作是一種直接通向當下時代中國社會現實的症候式存在。就此而言,一個不容迴避的結論就是,與其説《暫坐》是一部女性小説,莫如干脆就把它理解為一部擁有深邃批判意旨的社會小説。

最近一個時期,在和賈平凹次數不多的閒聊過程中,他曾經不止一次地提及過韓邦慶那部以上海灘的妓女為主要表現對象的長篇小説《海上花列傳》。此種情形告訴我們,《海上花列傳》已然進入賈平凹的關注視野之中。尤其是在先後兩次認真地閲讀過《暫坐》之後,由於兩部作品的關注對象都是城市裏的女性羣體,我便不由自主地把兩部作品聯繫在了一起。眾所周知,《海上花列傳》是清末的一部長篇小説傑作。因為它主要運用吳語寫成,所以便一向被視為中國的第一部方言小説。儘管小説的具體切入點是清末中國上海十里洋場中的妓院生活,但要想寫好這幫風塵女子的生活,就勢必要廣泛地涉略當時的官場、商界及與之相鏈接的其他社會層面,這樣一來,《海上花列傳》自然也就因其對社會各個層面的表現而變成了一部具有突出批判性色彩的社會小説。倘若要尋找《海上花列傳》與《暫坐》之間的淵源關係,我想,首先就體現在這一點上。與此同時,我們也應該注意到,韓邦慶自己,曾經在小説的序言部分,就作品的藝術手段,做出過這樣的專門説明:“全書筆法自謂從《儒林外史》脱化出來,惟穿插藏閃之法,則為從來説部所未有。一波未平,一波又起,或竟接連起十餘波,忽東忽西,忽南忽北,隨手敍來並無一事完全,卻並無一絲掛漏;閲之覺其背面無文字處尚有許多文字,雖未明明敍出,而可以意會得之。此穿插之法也。劈空而來,使閲者茫然不解其如何緣故,急欲觀後文,而後文又舍而敍他事矣;及他事敍畢,再敍明其緣故,而其緣故仍未盡明,直至全體盡露,乃知前文所敍並無半個閒字。此藏閃之法也。”①雖然也沒有從賈平凹那裏得到確證,但韓邦慶所謂的“穿插”與“藏閃”之法,卻恐怕還是在某種程度上影響到了賈平凹《暫坐》的創作。尤其不容忽視的一點是,到了《暫坐》之中,“穿插”與“藏閃”二法更多地呈現為一種難分彼此、相互融合的膠着狀態。這一點,首先突出地表現在章節的特別設定與命名上。從第一章“伊娃·西京城”起始,到第三十五章“伊娃·西京城”為止,每一個章節名稱的構成差不多都是一種類似於首尾兩個章節的“人名”加“地名”方式。“人名”,主要意味着這一部分集中講述的就是這個人物的故事,而“地名”,則明確地告訴了讀者這一章故事的主要發生地。依此類推,第二章“海若·茶莊”所集中講述的就是海若的故事,故事的發生地則是被作為小説標題的那個暫坐茶莊。第三章“陸以可·西澇裏”所集中講述的,則是發生在西澇裏的陸以可的故事。就這樣,某一章集中講述某一個人物的故事,三十五章相互勾連,延續下來,自然也就是如韓邦慶所謂“一波未平,一波又起”的彼此“穿插”。但請注意,整部作品中先後登場的多達二十位左右的人物的故事,作家卻並沒有一次性地全部講述完畢,而是分別以斷斷續續的方式分數次講完。如此一種情形,藉助於韓邦慶的説法,恐怕也就是所謂的“藏閃”之法了。

所謂的“穿插”與“藏閃”之外,賈平凹《暫坐》自然也有着自身的藝術特點。首先,是來自於遙遠的聖彼得堡的俄羅斯姑娘伊娃這樣一位與小説的開頭和結尾兩個部分均緊密相關的視點性人物的特別設定。小説的故事,發生在公元2016年。這一年霧霾天特別嚴重的初春時節,曾經在西京城裏留學過五年時間的伊娃,又一次回到了為自己所魂牽夢繞的西京城:“伊娃確實和街道上的人沒有區別。在西京留學的五年裏,自以為已經是西京人了,能叫得出所有街巷的名字……更習慣了這裏的風物和習俗,以及人的性格、氣質、衣着、飲食,就連學到的中文普通話中都夾雜着濃重的西京方言。”具體來説,她之所以要返回到西京城,與她回到俄羅斯後的不幸遭際緊密相關:“當學業完成回到聖彼得堡的五年裏,母親去世,與那個男朋友又分了手,從此多少個夜晚,她都是夢裏走在了只有這個城市才有的井字形的街巷裏,在城牆頭上放風箏。聽見了晨鐘暮鼓……是的,西京是伊娃的第二故鄉了,回聖彼得堡是回,回西京也是回,來來往往都是回家。”這裏,雖然同樣是“回”,但此“回”卻很顯然非彼“回”。西京留學結束後返回故鄉,自然毫無疑問是“回”。但在聖彼得堡呆了五年時間的“回”西京,卻僅只因為她曾經有過在西京留學的經歷,因此這個“回”也就多少帶有了一點勉強的滋味。細加參詳敍述者所給出的致使伊娃返回西京的理由,雖然並沒有明確點出,但其中一種情感或者説精神療傷意味的存在,卻是顯而易見的事情。無論是母親的去世,還是和男朋友的分道揚鑣,都給伊娃的情感與精神世界造成相應的傷害。之所以不是在回國之後不久,而是在經歷了這一切的五年之後才選擇重返西京城,與伊娃內心深處渴盼獲得某種情感或者精神慰藉的潛在願望密不可分。孰料,實際的情況卻是事與願違。伊娃重新回到西京城後不過短短的半個月的時間,她在強烈感受西京城霧霾天極端惡劣氣候的同時,更是親眼看見了海若她們那一眾城市上層女性不期然間遭遇的種種人生慘劇。事實上,也正是因為有了以上這些經歷,尤其是海若被市紀委帶走後一直都如泥牛入海沒有消息的情況下,失望至極的伊娃方才決定離開西京城返回俄羅斯。當辛起建議不如到什麼地方去散散心的時候,“伊娃説:到什麼地方去?我就是為了散心才來的西京,也該回去了吧。”辛起便要求伊娃一定要把自己也帶走:“伊娃就真的買了她和辛起去聖彼得堡的機票。這事伊娃沒給任何人説。過了四天,海若還是沒回來,羿光和陸以可也沒回來,伊娃和辛起就搭起出租車去了機場。”一路上,伊娃內心裏滿滿地都是感慨:“伊娃説:活佛還沒有來,海姐還沒有回來,羿老師也不在,我就這樣離開這個城了?辛起無言以對。伊娃説:唉,西京也不是我的西京,我是該離開了。”“我只説來這裏了有新收穫,沒想丟失了許多倒要回去了。”原本一門心思想着能夠在西京城療傷,沒想到得到的卻是更大的情感與精神傷害。從表面上或者從物質的層面上來看,伊娃的確如辛起所説,沒有丟失什麼看得見摸得着的東西。但內心世界早已被物慾佔領的底層女性辛起,根本就不可能理解,在目睹了海若她們眾姊妹的人生慘劇之後,伊娃原本就已經受傷的情感與精神世界,更是變得傷痕累累了。她之所以在重返西京城不過半個月的時間就決定回到聖彼得堡去,其根本原因正在於此。但需要我們注意的是,到了小説結尾的時候,賈平凹又如同在《極花》的結尾處一樣,“玩”了一個小小的藝術“花招”。請看小説的最後一個自然段:“在抽搐中,伊娃醒來,屋子裏空空蕩蕩,窗外有煙囱在冒煙,煙升到高空中成了雲。正飛過一架飛機。”毫無疑問,這樣的一個自然段,正構成了對伊娃和辛起一起搭伴乘飛機返回聖彼得堡這一事實的顛覆與消解。這樣一來,關於伊娃她們倆啓程飛往了聖彼得堡,到底是一種實存,抑或只是伊娃的一個夢境,賈平凹所最終給出的,就是或此或彼的一種帶有明顯開放性的描述。又或者,無論伊娃到底最後啓程返俄與否,伊娃對於西京城,對於自己所親眼看見的一段人生的強烈失望,卻是顯而易見的一種事實。一種從伊娃開始的小説敍事,最終又歸結於伊娃,所首先構成的,就是一個首尾照應的既有開放性又有閉鎖性的敍事鏈環。在一個已然是全球化的時代,把一位俄羅斯姑娘設定為視點性人物,藉助於一個現代外國人的眼睛來打量一座擁有古老悠久歷史的西京城的當下形態,描摹表現圍繞在海若周圍的一眾城市上層女性的人生故事,正是賈平凹藝術智慧的一種體現。

其次,是一種若隱若現如同草蛇灰線一般的藝術結構的設定。一方面,是賈平凹自己在小説後記中已經明確指出的夏自花那條線索:“她們有太多的故事,但故事並不就是《暫坐》的文本,在《暫坐》裏,以一個生病住院直至離世的夏自花為線索,鋪設了十多個女子的關係,她們各自的關係,和他人的關係,相互間的關係,與社會的關係,在關係的脈絡裏尋找着自己的身份和位置。”②夏自花的生病住院直至離世,固然是小説中非常重要的一條結構線索,那位自始至終都沒有正式出場的馮迎,實際上構成了另一條帶有某種懸念色彩的結構線索。作品中,馮迎其實是和夏自花一起被敍述者在第二章“海若·茶莊”中最早提及的。因為是一個重要的節點,所以在這裏姑且要多引一點原作的文字:“章懷説:不喝了,馮迎託我來捎個話,碰着你就給你説了吧。海若説:哦?章懷説:昨天在朱雀路上碰着了馮迎,她好像很急,要我捎話到茶莊,説是有個叫羿光的欠着她十五萬元,她又借過叫夏什麼花的二十萬元。海若説:夏自花?章懷説:對,是夏自花。馮迎説讓羿光直接給夏自花十五萬,剩下的五萬她讓她妹妹再給應麗後。海若卻一下子變了臉,説:你昨天見到了馮迎?章懷説:昨天上午呀。海若説:這怎麼可能?馮迎十天前隨市書畫代表團去了菲律賓,不會這麼快就回來。就是回來了,她不來茶莊卻讓你捎話?!你見的是不是馮迎?”面對海若的質疑,章懷卻不僅信誓旦旦地強調自己見到的就是馮迎,而且還特別描述了馮迎的肖像特點以及她身上穿着的衣裝情況。更重要的一點是,此後從羿光那裏得到的相關信息,卻又確證了章懷所傳達的賬務情況的確所言不虛。這樣,一個難以得到合理解釋的情況就是,既然馮迎已經參加書畫代表團出國,那她就無論如何都不可能突然出現在西京城,更不可能把賬務這樣的私密問題隨便委託給八竿子打不着的嚴念初表弟章懷。更進一步説,隨着故事情節的發展演化,一直到小説即將結束的第三十二章“馮迎·拾雲堂”中,我們方才不無驚訝地瞭解到,原來,早在半個月前,也即伊娃剛剛重返西京城,《暫坐》故事剛剛開始發生的時候,馮迎就已經因為馬來西亞的飛機失事而不幸身亡了。也因此,正所謂人死債不死,小説開篇不久章懷捎話這一細節,其實意味着馮迎的亡魂依然惦記着一定要想方設法了結自己生前的賬務糾葛。單從時間的節點上來説,她對章懷的顯靈之時,恐怕也正是自己因飛機失事而身亡的剎那之間。怎奈此身已然是灰飛煙滅,所以只能不無匆忙地顯靈給章懷,委託他傳達相關信息。應該注意到,雖然她一直都沒有正式出場,但在故事情節的發展演進過程中,海若眾姊妹的對話與交往,卻又總是時不時地就要涉及馮迎這個人物。我們之所以把她看作是夏自花之外的另一個草蛇灰線式的結構性人物,根本原因就在於此。

除了結構性功能之外,馮迎這個根本就沒有正式出場的人物,也更是牽涉到了一個賈平凹的世界觀或者説生命觀的問題。小説中,與這一命題緊密相關的另外一個人物,就是陸以可。在第三章“陸以可·西澇裏”中,當伊娃不解地詢問陸以可這樣一位城市上層女性為什麼會居住在西澇裏這樣一個棚户區的時候,陸以可給出的,竟然是與再生人父親有關的特別答案。好多年前,陸以可突然在西澇裏這個地方發現了一個與記憶中的父親形象酷似的修鞋匠。問題是,“她的父親已經去世三十多年啊,但他就是她的父親,難道世上有和年輕時的父親長得一模一樣的人,或者是再生人,是父親的又一世也三十多歲了?!”等到陸以可因病耽擱三天後再去西澇裏找修鞋匠的時候,他卻已經消失不見了。由此,“她越發相信那是父親來昭示她什麼的,於是就留在了這個城市,買下了這個街區的房子。”無獨有偶的是,到了小説快要結束的第三十章“海若·筒子樓”這個部分,當陸以可見到夏磊生父也即那個姓曾的男人的時候,又一次不期然地發現了他與父親的相似:“陸以可卻説:你瞧他走路的肩頭一斜一斜的,就是我父親的樣兒麼!這是咋回事呀,怎麼這個城裏總有我父親的影子?!接着就喃喃起來:是讓我繼續留下來嗎,爹呀,爹。”儘管説陸以可堅持留在西京城,與她先後兩次遭逢再生人父親緊密相關,但我們的興趣卻很顯然並不在這個方面。如果把陸以可的“再生人父親”現象,與馮迎的“亡魂不散”現象聯繫起來,或者更進一步地與賈平凹其他作品經常出現的類似現象聯繫起來加以考察,一個無法迴避的問題,就是我們到底應該怎樣理解和看待如此一種神祕現象。這一方面,我們首先必須警惕的誤解,就是因為此種現象無法用現代科學加以闡釋而簡單地將之歸入到所謂前現代的“迷信”而加以否定。這裏的一個關鍵原因是,一直到現在為止,自然界與人類社會中的很多現象都無法用所謂的科學理念與方法得到合理有效的解釋。從這個意義層面上來説,所謂的現代科學,其實也不過是理解看待世界與生命的若干種方式中的一種。如果我們不能夠輕易地把馬爾克斯《百年孤獨》中諸如“蕾梅黛絲乘飛毯上天”“多次死而復生的吉普賽人梅爾加德斯”“喜歡吃泥土的麗貝卡”以及“神父喝了可可茶後便可以浮在空中”這樣一些故事情節因其神祕難解而加以否定,那麼,也就同樣不能否定賈平凹筆下諸如“再生人父親”與“亡魂不散”這樣一些帶有鮮明本土化色彩的神祕現象。作為一名經歷過現代性洗禮的當代作家,賈平凹當然不會輕易地否定現代科學那些理念和方法,但與此同時,他卻並不排斥那些無法用現代科學涵納的各種神祕現象。很大程度上,正是那種建立在現代科學基礎上的現代思想,再加上對各種神祕現象的理解與敬畏,構成了賈平凹個性化特色非常鮮明的世界觀與生命觀。尤其不容忽視的一點是,既往的我們,往往會在一種城鄉二元對立的前提下,簡單而粗暴地把類似於賈平凹筆下的這些神祕現象歸之於前現代的鄉村世界。現在看起來,這樣的一種理解和判斷,是極端錯誤的。事實上,正如同賈平凹在《暫坐》(實際上,《廢都》的情形也同樣如此)所形象描述的那樣,類似的神祕現象,也一樣地存在於西京城這樣現代化的大城市之中。無論我們所置身於其中的這個社會現代化程度有多麼高,它也不能從根本上拒絕自然界與人類社會各種神祕現象的存在。惟其如此,我們才不僅不能把差不多已經構成了賈平凹一種標誌性存在的神祕現象觀照看作是某種觀念落後或者腐朽的表現,反倒應該將其視為作家某種無論是深度還是廣度均有所拓展,更開闊通透的,對世界和生命的理解和敬畏。

實際上,藉助於俄羅斯姑娘伊娃的域外視點,通過夏自花和馮迎這兩條草蛇灰線式的結構線索,賈平凹所集中透視表現的,乃是包括海若等一干現代城市上層女性在內的當下時代中國人的艱難生存處境與普遍精神困境。依照常理,既然是所謂的城市上層女性,那就意味着她們已經擺脱了一般老百姓柴米油鹽的日常生存煩惱。這一點,單從海若給留學澳大利亞的兒子海童匯錢這一細節,就已經表現得非常突出。當向其語詢問海若每個月給海童匯多少錢的時候,海若給出的回答是一萬八千三百元。儘管向其語馬上就感嘆説太少,然而,按照李克強總理前不久在記者招待會上公開披露的情況,中國尚有六億普通百姓的年收入在一千元以下。兩相比較,端的是天壤之別。但千萬請注意,總體的收入之高,卻並不就意味着她們遠離了艱難的生存處境。正所謂窮人有窮人的艱難,富人也有富人的苦惱。那位同時兼具結構性功能的夏自花的情形,即是如此。小説開篇不久,夏自花就因為罹患白血病而一病不起。夏自花自己罹患重病且不説,關鍵是她還有一個風濕病嚴重的年邁老孃,和一個年僅二三歲的兒子夏磊。頂樑柱夏自花一病倒,老孃和兒子的生計,自然也就成了問題。這樣,也就有了海若眾姊妹對夏自花的各種幫助。一直到夏自花不幸去世後,她真實的生存狀況方才被掀開冰山一角。卻原來,身為模特的她,是在一次樓盤開工典禮上,與曾姓男人偶遇並開始相好的。曾姓男人雖然一心想和夏自花結婚,卻怎奈家裏的老婆就是離不了婚。兩個人只好被迫維持這種不正常的生活方式,一直到夏磊出生,到夏自花不幸罹患白血病,再到她撒手人寰。儘管作家並沒有展開詳細描寫,但僅從夏自花的被迫依賴曾姓男人(雖然其中也無疑會摻雜有情感的因素)這一點,而且還把這種情形維持數年,所隱隱約約透露出的,既是她生存處境的一種艱難,也可以被看作是其精神困境的具體呈現。

這一方面,需要特別提出加以關注的,是應麗後與嚴念初她們兩位,當然也包括海若自己。原本是好姊妹的應麗後與嚴念初,她們之間的恩怨糾葛,源於嚴念初介紹應麗後投資給王院長的胡姓朋友。原本説定應麗後貸給胡姓朋友一千萬元,利息每個月是五十萬。因貪圖高利息,應麗後一時不慎,便把錢貸給了這位胡姓朋友。沒想到的是,好景不長,只是過了幾個月,這位胡姓朋友就因為資金鍊斷裂而跑路了。這樣一來,應麗後的一疙瘩氣就堵在了胸口:“原本把錢貸出去要賺個高利息的,甚至籌劃着拿利息就可以再去買一間門面房子,而如今不但沒了利息,本金也得四年才能收回,這是多窩囊的事!”事實上,嚴念初之所以心心念念地不惜損害閨蜜的利益也要幫王院長的忙,也只是為了能夠通過討好王院長,好從他那裏拿到醫療器械的項目。胡姓朋友可以跑路,王院長卻跑不了路。事發之後,應麗後只好被迫和王院長、嚴念初一起簽訂了一個新的還款合約。合約規定,由身為貸款擔保人的王院長,承擔償還應麗後本金的責任。一共四個年頭,第一年還一百萬,第二年二百萬,第三年三百萬,第四年四百萬,加起來正好在四年的時間裏把一千萬還完。儘管已經簽訂了新的合約,但身為債權人的應麗後心裏卻一直在打鼓,懷疑王院長是否可以真正履行合約:“王院長的朋友跑了路,王院長真的肯在四年裏還清本金嗎,能還得了嗎?上一份合約簽得好好的,王院長和他的朋友拍了腔子,海誓山盟,結果出了不測,那麼,現在籤的合約會不會將來也出意外呢?心裏又慌起來。”攜帶着這樣一種忐忑不安的心態出現在其實早已閲人無數的海若面前,自然紙裏包不住火,很快就露了餡。一直到這個時候,海若方才敏感地發現,嚴念初在簽訂新合約的過程中,玩了個金蟬脱殼之計,只是把自己寫成了“連帶擔保人”。面對着嚴念初的花招,應麗後一時火冒三丈:“不是她,我認識王院長是誰,認識胡老闆是誰?我是信得過她才同意借貸的,她竟然這時候要脱身?!”人世間很多糟糕狀況的生成,都是內心裏的貪慾作祟的緣故。如果應麗後沒有貪慾,就不會有高利貸的事情發生,如果嚴念初沒有貪慾,也就不會有試圖從借貸事件中脱身的事情發生。一切都是貪慾惹的禍,正是可怕的貪慾,最終造成了應麗後與嚴念初姊妹之間的情感生分。問題在於,嚴念初還不僅僅只是貌似無意間“坑害”了應麗後,應麗後的借貸事件之外,嚴念初也還曾經惡意欺騙過自己的丈夫闞教授。在大學裏講授物理學的闞教授,是一位收藏有很多和田籽玉的玉痴。他這一方面的收藏,估價差不多有上億元。他在五十五歲的時候,和嚴念初(也即傳説中那個和他相差了很多歲的時尚漂亮女子)結了婚,而且還育有一個女兒。沒想到,就在女兒只有一歲半的時候,兩個人卻離了婚,孩子被判留給了闞教授。嚴念初依照法律的規定從闞教授那裏分走了多少財產且不説,要害處在於,一直等到他們倆分手後,闞教授才藉助於親子鑑定的方式,確證女兒和自己其實不存在血緣關係。嚴念初,在詐騙丈夫財產的同時,也欺騙了他的情感,並嚴重傷害了他的精神世界,説起來真的很是有一點十惡不赦的感覺。從嚴念初的所作所為來判斷,致使她如此這般欺詐丈夫的根本原因,恐怕也是其內心深處深潛着的強烈貪慾。正所謂人心不足蛇吞象,作為一位早已擺脱了生存困擾的城市上層,嚴念初之所以還是要如此這般地執念於貪慾的滿足,所充分説明的,正是難以遏制的慾望對其人性的嚴重扭曲和畸化。也因此,如果説應麗後生存處境的艱難在於無端地被欺詐掉千萬資財的話,那麼,嚴念初的陷身於慾望深淵而不拔,卻也同樣可以被看作是一種精神困境的喻示。

相比較而言,《暫坐》中最具人性深度的人物形象,就是那位在眾姊妹中處於眾星捧月地位的暫坐茶莊的女老闆海若。小説開始不久,敍述者就藉助於伊娃送給她的“連提了四套”的俄羅斯套娃禮物,巧妙地指明瞭海若所兼具的數種身份:“伊娃説:這就是你麼,妻子,母親,茶老闆,居士,眾姊妹的大姐大。”儘管海若出場時已經是一個單身女性,但兒子海童的存在,卻説明她曾經的婚姻狀態。曾經是“妻子”,現在仍然是“母親”。“茶老闆”點明的,是她的社會職業。“居士”,則意味着她的精神信仰狀況,這一點以後還會被進一步展開討論。至於“眾姊妹的大姐大”,所特別強調的,則是她在眾姊妹中事實上的領袖地位。細細想來,小説中海若自身的若干性格特徵,也基本上切合於她的以上數種身份。首先,是她的精明強幹。一個城市單身女性,既能夠把兒子送到國外留學,還可以把這座暫坐茶莊經營到在西京城很是有些影響的地步,所必須依賴的,正是她非同尋常的創業與工作能力。與此同時,作為眾姊妹中大姐大式的人物,她在日常生活中也總是顯出一副古道熱腸、勇於擔當的模樣,頗有幾分定海神針一般的女俠風範。只要是那個上層女性羣體中的任何一位,碰到什麼難題,海若總是會挺身而出,有所承擔。比如,夏自花病倒後,自覺出面組織眾姊妹輪流值班照護她的,就是海若。再比如,應麗後與嚴念初的經濟糾葛發生後,應麗後的本能反應就是去往暫坐茶莊找海若大姐:“一個小時後,海若送應麗後回去,分手時應麗後還説,海姐,那你一定找嚴念初呀,我急得很。海若説:我比你還急!這不光是一千萬的事,咱姊妹總不能從此少了一個人啊。”由海若的這種説法可知,在她的內心深處,的確把維護這個上層羣體的存在放到了很重要的一個位置。

但請注意,除了以上這些帶有明顯正向度的方面,海若之所以能走到今天,不僅變成茶莊老闆,而且還成了一個城市上層羣體的精神領袖,卻也還有與現實政治緊密相關的負向度因素的存在。説到這一點,海若與伊娃的一個對話就很是有些耐人尋味:“海若説:經濟不好的城市飯館多,混得艱難的男人關心政治麼。伊娃説:男人?女人就不關心政治?!海若怔了一下,説:在中國啥能沒政治?”海若之所以會“怔了一下”,肯定是因為伊娃的問話觸動了她自己經營茶莊過程中與社會政治發生的那些根本就不可能避得開的緊密關聯。唯其如此,她才會緊接着發出一聲“在中國啥能沒政治?”的由衷感嘆。實際上,儘管賈平凹在小説中沒有對海若的發跡過程展開詳盡的描寫,但從文本中的若干蛛絲馬跡來判斷,海若的茶莊事業肯定與現實政治有着難以剝離的瓜葛。我們注意到,在第六章“虞本温·火鍋店”這一章節,海若她們一眾姊妹和羿光一起歡聚的時候,羿光曾經悄悄地詢問過海若:“羿光把海若拉去一邊,悄聲説:你沒請市委祕書長呀?海若説:虞本温請客,他和她們都不熟,我沒有請,鞏老闆也沒有請。”看似一筆帶過,但此處其實卻藴藏有某種深意。果不其然,到了第十五章“伊娃·拾雲堂”中,因為市委書記突然出事,海若和她的心腹小唐之間便有了這樣一番對話:“小唐説:我是聽顧客講的,還説問問你,證實一下哩。海若説:嗯。小唐説:不會涉及齊老闆吧?海若説:我給齊老闆打電話,沒有打通,不會牽涉到他的。這次招商大會是市政府辦的。交給小唐一張卡。小唐説:還是給寧祕書長?海若説,他一直照顧咱的。”毫無疑問,海若之所以要暗中打點祕書長,肯定是因為從祕書長那裏得了大好處的緣故。沒想到,僅只是到了第二十五章“海若·麻將室”的時候,小唐就已經被市紀委帶走調查了。驟聞此一消息,一貫談笑風生的大姐大海若頓時六神無主:“渾身的肉就跳起來。確實是肉跳,跳得似乎要一塊一塊往下掉。”儘管羿光一番打聽的結果是,應該沒事的,小唐把事情説清楚了就會很快回來的,但到了第三十三章“海若·停車場”這一部分,還沒有等到小唐被放回來,海若自己也被市紀委悄無聲息地帶走了:“對方説:是你的事!海若説:我的事?!對方説:來了你就知道了!海若不吭聲了。對方説:喂!喂?!海若説:我聽着的。對方説:你明白為什麼沒有去茶莊直接找你而給你打電話的意思嗎?海若説:那我必須去了?對方説:一個小時後我希望在西苑飯店樓下見到你!”就這樣,一直到小説結束,到伊娃準備要重返聖彼得堡的時候,曾經一度呼風喚雨的海若,都沒有能夠回到茶莊:“海若沒有回來,也沒任何消息。就像是風吹走了柳絮,泥牛入了海。”那麼,海若的問題到底有多大?海若到底什麼時候才能夠回來?從現代小説藝術的角度來説,賈平凹都不需要進一步作出明確的交代。僅海若被市紀委帶走本身這一事實,連同此前與祕書長有關的那些蛛絲馬跡,再加上我們所置身於其中的中國社會現實,一種權力與資本交易或合謀的結論,其實就已經呼之欲出了。在這個過程中,海若自身的責任肯定是無法逃避的。我們對海若做出如此評價的原因,與此前一個耐人尋味的細節緊密相關。當那位做煤炭生意的馬老闆要買羿光三幅書法作品的時候:“海若的卡上很快打進來了二十七萬,但她並沒有去羿光那兒,和小唐上了樓,要從櫃子裏取羿光曾贈送給她的那些書法作品。”既然海若都可以用瞞天過海、李代桃僵的方式對待好友羿光,那其他一些出格的事情就一定也可以做得出來。

那麼,我們到底應該怎樣去理解和評價海若她們這些城市上層女性呢?要想回答這個問題,小説中有兩個細節不容忽視。一個是小唐被帶走之後,陸以可和海若的對話:“陸以可説:你是説,咱出了問題還是咱生活的環境出了問題?海若説:我問你哩你倒問我。”儘管小説本身沒有提供明確的答案,但一種較為理想的答案是,生存者與生存環境兩方面恐怕都已經出了問題。另一個細節是,羿光曾經面對着伊娃這樣來評價海若她們眾姊妹:“你不覺得她們眾姊妹就是個蜂團嗎?伊娃説:蜂都是身上有毒,能蜇人呀。羿光説:是的,這就是我在一篇文章裏也寫過了,凡是小動物,要生存,它們就都有獨門絕技,比如刺蝟有刺。螃蟹有殼,節蟲能變色,壁虎能續尾。蜂當然和蛇、蟹、蜘蛛、蜈蚣一樣都有毒,但蜂卻釀蜜,蜂的釀蜜就是一種排毒,排自身的毒。”就這樣,在把海若她們比做蜂團的前提下,羿光一方面強調蜂是有毒的,另一方面卻又強調蜂的釀蜜其實就是在自我排毒。在這裏,賈平凹很顯然是在藉助於羿光的口吻,以一種象徵的方式理解並討論着海若她們人性構成的複雜狀況。細細體味,我們便不難感受到作家那樣一種簡直就是難以名狀的慈悲情懷。

關鍵的問題是,即使是羿光這樣一位滿腦袋都被光環纏繞着的著名作家,在《暫坐》中也似乎“在劫難逃”。正如同海若在與伊娃的對話中所強調的那樣,在中國,沒有什麼人什麼事能夠和政治完全脱離干係。海若這樣的商界人士不行,羿光這樣的著名作家也同樣不行。事實上,只要是熟悉賈平凹的朋友,都可以一眼看出羿光和賈平凹之間的相似度來。儘管説賈平凹很多小説作品中都會出現帶有一定自傳性色彩的人物,但如同羿光這樣相似度幾可亂真的自傳性形象,截至目前,除了《廢都》中的莊之蝶之外,羿光恐怕是第二個。雖然名滿天下的羿光不僅發表過很多有影響的作品,而且他的書法作品在市場上擁有天價般的行情,但身為政府某處處長的許少林卻對他頗有微詞:“許少林説:我更是看不上他的人。市上領導好像重視他,他以為自己真了不起了,其實需要他時他就是金箔,不需要時他就是玻璃。”許少林的話雖然看上去有點刺耳的尖刻,但仔細琢磨一下,在進入當代之後的中國,實際的情形還的確如此。在其中,我們所強烈感受到的,其實是一種極富機巧的反諷和自嘲。更進一步説,羿光的如此一種真實生存處境及其精神困境,在第二十一章“伊娃·拾雲堂”部分,通過他和伊娃的故事而被表現得特別淋漓盡致。因為對俄羅斯美女伊娃充滿了強烈的興(性)趣,所以便想方設法地討好獻媚於她。不僅要給她過生日,好在一起飲酒作樂,而且還主動提出要給她畫一張像。但就在羿光和伊娃在一起興致正濃的時候,卻不期然地接到了一個來自領導的電話。很大程度上,正是這個突如其來的電話,徹底打亂了他們的好興致。且讓我們來看電話內容的片斷:“我和他是熟的,也僅僅是給他彙報過工作的熟,他也是以示關心作作秀麼。當然要劃清界限。”“哎呀,約好了醫生去看病的,能不能不參加呢?嗯,嗯,那好吧。我聽你的,那就參加。還必須有一個表態發言?這該説什麼呢?好吧,好吧。”雖然只是斷斷續續,但明眼人卻可以看出其中的端倪。即使是如同伊娃這樣的俄羅斯姑娘,也馬上就發現了羿光接電話前後的判若兩人:“伊娃倒覺得羿光變了個人似的,聲音一驚一乍,表情也極其豐富,她忍不住要説你是在表演嗎,但看羿光的臉色,卻沒有敢開口。”即使頗有些城府的羿光努力地想要平靜如常,但便破壞了的心境終究還是一時難以平復。這樣也才有了伊娃更進一步的發現:“他明顯不在狀態了。畫得很慢,觀察上好大一會兒才畫上一筆,又還是畫壞了,就把紙撕了重來。如此連撕了三張紙,伊娃説:還想着剛才電話的事?我還替代不了那個電話嗎?!”你別説,此後的事實充分證明,伊娃還真替代或者抵消不了那個電話。這一點,突出地表現在那場性事上:“但是,該要做的事都要做,如何地迫不及待,如何地渾身大汗,偏就做不成。羿光就不停地嘟囔:這從來沒這樣呀!沒這樣呀?!還要做,還是做不成。”如此這般一番苦苦的掙扎,到最後,“伊娃突然抱住他的頭,她看到了他一臉的水,不知道那是汗水那是津液那是眼淚。”又或者説,那既是汗水也是津液更是眼淚。究其根本,賈平凹在這裏哪裏是要描寫展示羿光與伊娃之間的性事呢。藉助於如此一場失敗的性事,作家所欲真正象徵隱喻的,其實是身為著名作家,或者説身為附皮之毛的中國當代知識分子面對強勢權力時一種內在精神世界的衰敗、頹傷以及虛無。

這樣一來,自然也就涉及了賈平凹在《暫坐》中對象徵手法的熟練運用。如果説羿光與伊娃之間那場失敗的性事已經帶有突出的象徵色彩的話,那麼,更具有象徵色彩的,恐怕就是小説中反覆進行的關於霧霾的描寫。小説開篇處,伊娃剛剛抵達西京城,霧霾就已經出現了:“天剛剛亮,似乎還有半片殘月寡白着,擁擠的人羣便全在霧霾的街道上混亂不堪,場面詭異而恐怖。”到後來,這霧霾便日益嚴重了,以至於連陸以可都發出了這樣的感慨:“陸以可説:唉,我初到西京時,那時多好的,現在是天變得霧霾越來越重,人也變壞了。”但即使如此,霧霾的情況還是越來越嚴重:“霧霾依然不退……霧霾真的是人為污染所致,還是地球有問題了,如一顆蘋果要腐敗了,就會散發一種氣體來?”一直到小説結尾處,到伊娃準備再度離開西京城的時候,霧霾還是那麼變本加厲的嚴重:“那個傍晚,空氣越發地惡劣,霧霾瀰漫在四周,沒有前幾日見到的這兒成堆那兒成片,而幾乎成了糊狀,在浸泡了這個城,淹沒了這個城。煩躁,憋悶,昏沉,無處逃遁,只有受,只有挨,慌亂在裏邊,恐懼在裏邊,掙扎在裏邊。”一方面,這固然是在以一種寫實的手法真實再現當下時代中國霧霾嚴重的情況,但我們如果把相關的描寫,與三條大的風通道最後只建成了一條如此一種境況聯繫起來,那麼,賈平凹在《暫坐》中的霧霾描寫,就極很可能是在象徵隱喻着某種不那麼理想的社會境況。我們之所以在本文的開頭處就特別強調《暫坐》乃是一部有着突出批判品格的社會小説,根本原因正在於此。

其實也還不只是霧霾,同樣具有一定象徵色彩的,也還有那位千呼萬喚不出來的所謂“活佛”。小説開始不久的第二章“海若·茶莊”部分,就寫到吳老闆已經聯繫了一個西藏的活佛到西京城來。但一直到小説的故事情節全部結束的時候,這位帶有突出神祕色彩的活佛都沒有能夠來到西京城。作家的如此一種藝術設計,很容易就可以讓我們聯想到貝克特傑出的荒誕劇《等待戈多》。不管怎麼説,活佛當然有着無可否認的象徵意味。關鍵的問題是,他所象徵的,到底是什麼呢?如果説他的即將到來象徵着某種人性救贖的希望的話,他卻一直到最後都沒有來。如此一種情形,是否可以乾脆就被看作是某種徹底的絕望呢?或許,不同的讀者對此可以得出不同的結論也未可知。

無論如何,這個以海若為大姐大的城市上層女性羣體中,夏自花和馮迎不幸去世了,應麗後和嚴念初也反目了,海若被市紀委帶走也不知下落了,羿光與陸以可跑到了馬來西亞,連同伊娃,也準備攜同辛起重返聖彼得堡了。與此同時,一方面,是霧霾的越來越嚴重,另一方面,卻是活佛的遲遲不肯到來。所有的這一切積聚在一起,便是一種苦難而可憐的人間,便是一種短暫如閃電的帶有突出“暫坐”色彩的悲劇人生。

2020年6月8日凌晨1時15分許

完稿於西安建國路寓所

 

註釋:

①韓邦慶:《海上花列傳•序言》,人民文學出版社2020年版。

②賈平凹:《<暫坐>後記》,《當代》2020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