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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鄉的煙火
來源:文化藝術報 | 馮積岐  2021年01月12日06:51

我兩年沒有回故鄉岐山了,有發小打電話,問我是怎麼回事。我只能搪塞:遠,不方便。其實,我生活的省城西安,距離岐山只有一百五十公里,坐車才兩個多小時,況且,有高速公路,有高鐵。地理上的距離可以用數字來計算,可以用遙遠來形容,心的距離是無法計算、難以形容的。坦誠地説,我和故鄉不是地理上的距離,而是心遠了。

我必須承認,我習慣了城市的浮躁和喧囂,不習慣故鄉的恬靜和安閒;我習慣了城市的霧霾和曖昧,不習慣故鄉的清爽和純粹;我習慣了城市的忙亂和繁複,不習慣故鄉的從容和簡單。城市生活的習慣,一刀一刀地削砍着我對故鄉積累的情感。人的習慣太可怕了。就像波浪衝刷堤岸,一天天,一年年,連石頭也會咬碎的,何況人?

暮春初夏時節,我回到了生我養我的岐山縣陵頭村。陵頭這個村名,曾經給我留下了諸多想象的空間,也給我們村老實純樸的農民們帶來了虛空的自傲和毫無實際意義的榮耀。只有埋葬皇族的地方叫陵,而平民百姓,即使埋葬在一塊寶地,也只能叫墳墓。我們村的人,住在什麼人的陵頭上?答案有兩種:一是,我們村就在西周皇族的陵地附近。岐山是周的肇基之地,我們村距離周王朝的祭祀之地周公廟——《詩經》上所説的“卷阿”——僅僅三里路。我們村的血脈直接地通向周王朝,即使周王朝是我們村裏的人眼前的一幅虛幻的圖畫,畫面上必定有陵頭村的一痕筆墨。二是,我們村埋葬着岐王李茂貞的兒子和兒媳。唐末,李茂貞在關中西府稱王,兒子自然是千歲了。千歲的墳墓當然要稱為陵。由此,我們村裏的人斷定,陵頭村是一塊寶地。

歷史,不過是一種敍述而已。站在故鄉的土地上,我感受到的是當下,我呼吸着故鄉清新、清甜的空氣,讓故鄉的氣息充盈我的血脈。在我童年的記憶裏,故鄉是由氣息、色彩和聲音構成的,即使掛在牆上的一根鞭子、立在院子裏的一把钁頭上,也洇浸着故鄉特有的氣息,這種氣息,難以命名,卻十分飽滿,它是故鄉的內涵。

小麥正在揚花,油菜結了莢。放眼望去,田野上濃郁的綠色,彷彿一面鏡子,映照得天空是綠的,空氣也是澄明的綠。莊稼、青草、樹木默默地佇立,故鄉是一片靜態,彷彿在寬容地承受着什麼、耐心地等待着什麼。這個時候的故鄉,只能諦聽,只能聆聽,只有聽懂故鄉,才能把心和故鄉接通。故鄉的恬靜中肯定藴藏着什麼,我在想。

行走在故鄉的田間土路上,雙腳被路兩邊的青草淹沒了,咬住了。我不由得產生了一種渴望,揮動鐮刀,割它幾捆子,揹回家。在我生活的年代,一把青草也很難在路邊尋覓到,青草剛出地皮,還沒長到一拃高,就被人割走了。現在,任憑青草瘋長,不要説沒有人割它,村裏人恐怕想也不會想到,它可以餵豬喂牛;不要説家家户户不養豬不養牛,村裏人恐怕連割青草的鐮刀、捆青草的繩子也沒有了;不要説沒有收留鐮刀和繩子,在做農民的嬸嬸、叔叔、弟弟們的家裏,連常用的鐵杴、钁頭、鋤頭、木叉、簸箕、竹篩子等農具也看不到了,他們有的是電視、電腦、電冰箱和空調。我能掂量到,故鄉變輕了,變簡單了,變現代了。

在我的記憶裏,故鄉的傍晚是一幅神祕而慵懶的圖畫,畫卷中藴含着豐富多彩的內容。此時,莊稼人把犁杖從潮濕的泥土地中拔出來,吆着牛,走上了回村子的土路;犁杖和土路摩擦發出的聲音不再疲憊,顯得輕鬆,空靈;牛的喘氣聲不再急促、不再誇張。套在犁杖上的牛再勞累,也要叫兩聲。站在村街上的嬸嬸們,呼兒喚女的聲音,和牛的叫聲相呼應。夾雜在其中的,有從山坡上剛回村的羊的咩咩聲,有狗的幾聲汪汪,有驢可憐巴巴的長鳴——豐富的聲音,渲染着故鄉的豐富。隨之,街道上便有了柴草燃燒的清香味兒,放下農具的女人們進了廚房,開始做晚飯,一縷一縷的白煙,從家家户户的煙囱裏伸上去,又彎下來,飄出村莊,和田野上的氤氲之氣相融合,在麥田上空舒緩地遊走,給傍晚的氣息中增添了朦朧、增添了神祕——故鄉似乎平添了幾分難以解讀的美好。

記憶是驗證的歷史。記憶是對現實的補綴。現在,我行走在故鄉的傍晚,村街上的沉寂和城市裏華燈初上的熱鬧形成強有力的反差,能聽見,故鄉的夜晚行進的腳步聲十分乾脆,一點兒也不留連。街道上空無一人。家家户户的大鐵門緊閉,一盞昏昏欲睡的路燈把我的影子放得很大。堅硬的水泥街道,顯得空曠而沉悶。失去了色彩、氣味、聲息的故鄉彷彿商場裏的櫥窗中的模特兒身上的時裝,看起來也美,但卻不在活物身上。當我埋藏記憶後,當我丟掉歷史的參照之後,我會習慣改變了面貌的故鄉的,我會習慣我離開了三十多年的故鄉,既然,我能習慣童年少年時的故鄉,肯定也能習慣如今的故鄉。